戊戌变法的精神价值

十九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，为了回应戊戌时期的文明、社会转型、纲常伦理和价值观的四大冲突，维新派一方面开民智、造舆论，出版各种报刊，组织各种学会，大力宣扬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，形成戊戌维新思潮；另一方面连续上书光绪皇帝，陈明形势严峻，非变法不能图存，并争取到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实行变法。戊戌新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四大冲突，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派发动政变，捕杀维新派谭嗣同等“六君子”，囚禁光绪，废除全部新政，戊戌变法失败，四大冲突加剧。透过维新变法活动、新政、思潮等现象，我们可以体验到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。它体现了19世纪90年代的精神，并影响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，甚至对于现代仍有着精神价值。

中西、古今、新旧、科举学校之争，蕴涵着维新派与顽固派之间论争双方的价值尺度。一般来说，在社会转型时期，旧的、古老的价值尺度排斥、压抑新的价值尺度的实现，而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，又必然与旧的、古老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，并在批判中壮大自己。面对顽固守旧派旧的价值观，维新派吸收西方进化论，并把这种生物进化理论直接运用于社会历史，认为社会历史也是进化的。正如严复所说，“动植如此，民人亦然”，“动植如是，政教亦如是也”。这样，社会就不是如顽固派所宣扬的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，而是变易进化的。

变法维新派维护整体国家独立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，并以救亡图存相号召，以求国家整体的富强。在哲学思想上，整体性是指与各个部分相对待的事物整体或全体。它具有总体把握、动态调节、有序前进等特征。

康有为、谭嗣同所向往的大同世界、仁道世界是一整体世界。在探究中国社会向何处去、人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时，他们向西方学习，以西方制度为参照系，但又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弊端，而试图超越西方，寻求更完善的境界。康有为说：“吾采得大同太平、极乐长生、不生不灭、行游诸天、无量无极之术，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，而永救其疾苦焉，其惟天予人权、平等独立哉？”所谓大同的整体世界，是无邦国、无帝王、人人相亲、人人平等、天下为公的世界。这个世界不是去恢复封建等级压迫网络，而是建构一个平等的社会。

思维是主体运用智能对事物的特征、内在联系及运动规律的反映。由于各国、各民族的语言、反映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差异，思维也殊异。维新派接纳、运用进化论的思维方式，来证明“世道必进，后胜于今”的道理。严复翻译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（原名《进化与伦理》），提倡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优胜劣败的思维方法，而直接冲击“道不变”论。所谓“物竞”就是指生存竞争；“天择”是指自然选择。这样就把维新派与守旧派、古与今之间，放在了一个平等竞争、自然选择的天秤上，适者生存，这是对内而言的；对外而言，只有奋起图强，才不会在西方列强面前亡国亡种。

在进化论与不变论、功利主义与禁欲主义的对待中，进化论的思维方式迅速得到传播。康有为认为，社会历史的进化，制度法律的改革，才是合乎适者生存的，“守成”只能“百事隳坏”。这是因为“万国之势，能变则全，不变则亡，全变则强，小变仍亡”的缘故。变是全变，而不是小变；全变是一种开创，“开创则更定百度，尽涤旧习，而气象维新”。开创就是涤旧维新的辩证思维。

谭嗣同反对守旧的道不变的思维方式，他用变的思维方式，说明“变”就是革新，新事物的产生。于是他提出了“日新”的观念，对《易·系辞传》中“日新之谓盛德”作了新的解释。认为日新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最一般的概念，也是事物变化运动的辩证原理，亦是政治制度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武器。

日新进化理念，不仅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，而且具有转换、更新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作用。维新派鉴于清代统治者以程朱理学为主导意识形态和提倡考据之学，一方面把知识精英推入故纸堆，而使其对现实社会政治漠不关心；另一方面把程朱义理之学作为士子们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，而使其成为脱离实际的教条。维新派认为，要挽救中国人的身心，救亡图存，必须鼓民力，开民智，新民德，做新民。梁启超说：“欲维新吾国，当先维新吾民”。

维新变法是变现实社会之法，易现实社会之新。新政、新法都是实实在在的政和法。因此，维新派的改制变法凸显了“经世致用”的精神。所谓“致用”，“一曰定宪法以出政治，二曰明格致以兴艺学”。康有为对“经世致用”的重新解释，是时代精神的体现。他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中，写了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等，批判正统的古文经学。康氏公然宣布历代所尊奉的“古文”经典，都是刘歆所编造的“伪经”，“非孔子之经”。此论一出，实乃思想界的“一大飓风”，动摇了正统派的根基，具有解放思想、启蒙的作用。康氏之所以以《公羊》等今文经学为孔学真传的经典，是因为《公羊》今文经学具有一种改制的思想，可以改造为“三世”进化的历史观，与西方君主立宪制、民主制相结合，而为维新变法所用。在这里经世致用精神，实是一种创造新理论、新思维、新制度、新法度的精神。

戊戌时期中国社会、制度、价值观都处于转型之际。变法是为了维新，不变是为守旧；维新求通，守旧求滞；通可实现新政，滞便停留于旧政，因此通是维新变法的重要概念。康有为说：“新则通，旧则滞”，滞而不通，不通即阻塞。变通进化是社会发展的普遍法则，否则有悖于时代精神；通亦是实现其大同世界价值理想的重要中介，因为通才能通达“大同”之道。

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，戊戌维新变法的批判对象、改革内涵、所追求目的等等，都已时过境迁，但是戊戌维新变法所凸显的时代精神，仍然具有生命力。中国社会历史虽发展了，然而还会不断遭遇新的冲突和挑战，需要不断改革，才能继续前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课题，而与改革相联系的文化精神，也有其超越的层面，与现代的改革相契合。今天我国改革开放、实现经济转型，对所遇到的冲突和挑战，都需要作出回应。因此，借鉴、发扬戊戌维新变法的时代精神的精华，有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。